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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為如此,統治者對這些劇作家和其劇作也羅織了諸如誨誨盜等諸多罪名而大加摧殘。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就被統治者張榜列為明清兩代應焚毀的“書”。因為這些作品所反映的正是一個民族長期以來被壓抑的個體生命的強烈。作為審美主體的“看客”其個體意志平日被壓抑成潛意識,安全梯籠而在觀賞戲曲丑角具有強烈個體特征的表演時便得以次地自我觀照(這種自我觀照并不一定是自覺的),個體壓抑的情緒得以暫時地釋放—這正是作為審美客體的中國古代戲曲丑角藝術能引起審美主體“笑”的深刻根源,而這是與西方的喜劇藝術引起審美主體笑的根源所不同的。
中國古代戲曲丑角要想使自己獨特的個體意志得以感具體地實現,所面臨的重重障礙是非常人所能逾越的。統治者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采取的是愚民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要務在“去欲”,所謂“存天理,滅”。程頤說:“欲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于天理滅而不知反。”②因之要“去欲”、“窒欲”。而人旦去欲、欲被窒息,也就是從根本上喪失了個體意志。由此觀之,丑角要想使自己的個體意志得以呈現,安全梯籠所面對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克服統治者的“去欲”之策。
統治者為了達到“去欲”的目的,就特別注重“隆禮”。“禮”者“理”也。“隆禮”即“存天理”。“禮”被視作治國的根本。“隆禮至法則國有常”①,“上好禮,易使也”②。“禮”也被視為安身立命的始基。“不知禮,無以立也”③,“人無禮則不生”④。而對丑角來說忌的就是“非禮勿言”⑤,“直而無禮則絞”。“直”者心直口快,“絞”者尖刻刺人。既心直口快卻又不知禮,必刺傷人。由此觀之,丑角在實現個體意志所面臨的二道難題“隆禮”的同時,又同時面臨著三道難題——“慎言”。
孔子云:“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這強調的是少說多做。又曰:“雍也仁而不佞”③,“謹而信”。“佞”者,能言善說,有口才;“謹”者,寡言。這強調的仍是少言寡語,所謂“君子欲訥于言”,“言不可不慎也”,“慎言其余”④。或干脆像古之人言之不出,“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速也”,因擔心自己的行為跟不上言語,安全梯籠就干脆不說,或“慎于言”。便捷的方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孔子還將“木訥”、言之“訥”視作“仁”之德的方面,所謂“仁者,其言也切”,“剛、毅、木、訥近仁”。因之,孔子非常反對“巧言”,“巧。言亂德”①,“巧言、令、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④。這種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張儀一類的“辯士”歷來被視為狡之徒,而“巧舌如簧”則被視作狡詐的別名,因為“巧言利辭,行軌以倖偷世者”③。這自然涉及對俳優——丑角伶牙利齒的評判。《唐書》上便有所謂“俳兒戲子,言辭無度,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